君子如玉 温润而泽

●申霞艳

正如姓名对人的潜在影响，黄修己老师一生重“修”：小至修边幅，中至修学问，大至修心性。哪怕是去菜市的路上偶遇，他也一身清洁整齐，气度非凡，温文尔雅。我家住通往中山大学西门口的大路旁，常常会从厨房和阳台的窗户门口看到老师们出入。见到黄老师的频率不高，仿佛是为了验证我的印象，每次都是师母微弓着背，拉着手拖车，而黄老师穿着笔挺的白衬衫，气宇轩昂地踱步一旁。师母把黄老师照顾得太好了！让黄老师可以远庖厨，处幽兰之室。黄老师听力不大好，配戴助听器，所以他说话是缓慢的，声音略略有点沙，身子略略前倾，加重了他说话的分量。我们的黄老师是真正的谦谦君子：高贵、沉着、不紧不慢、胸有成竹。他的形象跟讲台、书斋、会议、漫步、对话紧密相连。无端的，我会想起罗丹思想者的雕塑。

凭着这个姓名，我们也可以逆推出黄老师的家世。士大夫精神的根基就在于“修己”二字。中国文化的精华妙在于“修”，修身、齐家。修心养性、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都是从自我出发，向内的、对自己的要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将道德放在文章前面，放在一切的前面；道，是修来的！琴棋书画，梅兰松竹，人生的一切都靠“修”。文学批评强调知人论世，谈诗的品位、词的格调、文学的境界高下最终还是通向士子、诗人的人格、修养。

黄修己老师1955年入读北京大学，然后留校任教；1987年从北京大学南下中山大学任教，担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南北差异何其甚也，《广州地铁和中山大学》等散文里有他当时十分复杂的心绪。《五十九棵榕树和一碗白果粥》中包含他和广州的缘与爱，惆怅与伤怀，但这标题让我联想起聂鲁达誉满全球的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于是我对黄修己老师的尊敬中夹了一份欢喜和亲近。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因为切近现实而备受学生的喜爱，无论是选课、选论文导师还是考研考博，都属于炙手可热的专业。我是1992年入学的，黄修己老师没有给我们这级的本科生开课，这对于我，是个大遗憾。欣慰的是，念研究生的时候，黄老师给我们开了专业课，当时他的最新学术成果《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刚出版，这门课上他重点讲了五代学人及代际特点，大约用了读书、翻书、摸书、闻书来形象地调侃“一代不如一代”。黄老师的编撰史取精用宏，以学科史的贯通视野阐释十数部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特点及功过得失，尤其关注史与时代的互动，既培养学科史意识也注重方法论。

黄老师特别强调“论从史出”，有一分材料讲一分话，主张在文献方面下硬功夫，比如他对我们的李伟江老师搜集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对考古的要求）的精神相当称道。黄老师强调，与史料发掘同样重要的是史识，如何认识史料、处理史料、阐释史料。今天回头看，我们很容易发现20世纪学术研究与时代环境、政治制度的深度纠葛。黄老师提出要“结合时代语境动态评价作家”，避免偏见干扰学术研究。受黄老师的熏陶，我们对历史学产生了一些兴趣，文学史外还阅读了汤因比、科林伍德、霍布斯鲍姆、黄仁宇等史学家的著作，拓展了跨学科视野。

黄老师到中山大学后积极引进人才，引进了程文超等老师，中大的学术氛围为之一新。不拘一格降人才，今天中山大学现当代专业十来个老师，我印象中没有一位本科是中大的。开放、交流、融合成为新传统保存下来。

2005年，黄老师七十岁，退而不休，一直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深耕。黄老师的学术道路是从赵树理研究进入，进而到文学史编撰史领域。文学史与作家论二者互相生发，作家作品研究乃文学史的基础，而深厚的历史意识为作家论提供天平。1962年，黄修己就在北大学报上发表研究赵树理的论文《论〈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民形象》，那时的他非常年轻，赵树理仍然健在，当时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服务于教学，黄老师的出身、成长经验与赵树理迥然有别，但黄老师却由诸多限制中耕耘出一片天地，进而拓展为百年学术史的研究，黄老师越走越艰深、越走越广阔的学术道路，亦给后学者启发。黄老师总结做学问有两个标准：有干货，无硬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把这话牢牢地记在心上而不是笔记本上，成为我日后指导学生论文、外审论文的原则。

黄老师的学术成就有口皆碑，自我要求极高，但对学生却十分宽容。记得我们读书时，中文系还办自学考试，研究生也参与阅卷工作。自考生来自社会各层面，作文水准可想而知不会很高，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广州社会经济发展正如火如荼，遍地商机，我们面对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作文，半牢骚半抱怨，说自考生去赚钱就好，为什么还要来参加自考，浪费彼此时间。黄老师很认真地对我们说：“虽然这些作文写得不如你们，但大家都向往大学，信仰知识，希望通过学习来提高自我、改变命运，在别人都忙着赚钱的时代，这种学习的风气还是值得鼓励的！”他的一番话，让我们暗自惭愧。

如果说幸福的标准是择一志业，得一良人，那么黄修己先生是幸福的。他和师母之间相濡以沫、举案齐眉，这也是让我们羡慕的。黄老师行走的气度、说话的节奏，都使我不能将他与烟火日常联系起来。于我而言，黄老师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不敢轻易打扰，登门求教的次数屈指可数，辜负了同住校园三十载。现在，黄老师已驾鹤西去，只能无比遗憾而悲伤地从书柜里翻出他的著作，读其文，望其人，往昔宛然眼前。

（作者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